即空即色眼生花

 

    前段时间经常收到要钱的短信，比如一大早收到说：“爸妈，我的钱用完了，请快往王*的卡里95599**************汇入一千元钱。王*的电话也没钱了。尽快呀。”经常我会一笑置之，免费享受一下被人叫爸妈的乐趣，这大概是人都爱占的小便宜。

    今天打开信箱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让人怦然心动的来信：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
发件人：	microsoftaward7@luckdrew.com
	您可能不知道发件人是谁。标记为安全|标记为不安全
发送时间：	2008年5月17日 13:18:28
收件人：	microsoftaward@luckydr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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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OUIS NTOKO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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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louisntokozo@live.co.za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有谁知道这是真的，赶快告诉我，我得赶快将自己的信息寄过去，毕竟这可是1，000，000 POUNDS呀，呵呵呵！！！

 

 

    3月24号，BB大清早的时候在阿姨的鼓励下，勇敢地迈出了人生独自行走的第一步。当时她踉踉跄跄地挪动小脚，先走了5步，再走了16步，终于将饭厅走了一小半。

    似乎从此以后，BB走路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早晨起来，只要一穿上她的小鞋子，一溜地就抢着站到了地上，然后急匆匆地向前奔，也不管身边有没有人扶着。以前要抱一抱她，基本不会被拒绝，但现在有时想抱抱她，她会一把将你的手推开，然后自己站着向前进！不过，她的自我保护意识挺强的，身边没人的时候，她会左顾右盼，找一个最近的地方将手搭过去，或者是靠着墙侧着身子往前挪动步子，这样可以从卧室挪到书房，通常在书房门口会停下来，因为门边放了一个稍微比她矮几公分的网球拍，她会将球拍拿起来，用手拖着玩个不亦乐乎。这两天大概阿姨把她带到卫生间里去过，只要自己走路的时候，她就会往卫生间里跑，步子又急又快，然后站在马桶边，将手纸筒里的纸卷往外拉，大概她很奇怪：为什么这纸总是拉不完呢？上周六去肯德鸡，这也是BB第一次去，先是有些陌生，不一会儿就开始像在家里一样调皮起来，东摸摸西瞅瞅，还要爬到桌子上去拿碎滓儿。把她放到地上，她像喝醉了酒的，前仰后哈地绕着过道走了一圈又一圈，有时遇到两条大腿，BB会停下来，好奇地向上看，口里还“哦~哦~”地跟人打招呼，“格小宁好好白相呀！”那些人总是说。当时碰巧有一个小男孩，比BB小4天，走路的步伐比BB稍微差点，不敢让人放手，让妈妈小开心了一把。

    今天又有了进步。前段时间走路，后面会有人跟着保护她，今天BB和阿姨在客厅里吃水果，阿姨稍微离开一下去厨房，让BB扶在茶几上，就听到地板啪啪地响，走出来一看，BB竟然已经一个人从客厅走到了饭厅里，脚步虽然有些不稳不匀，颤颤悠悠地有时快有时慢，但她特别小心，遇到过道的小坎，她就停下来慢慢地走，一看到阿姨站在前面伸着手等她，她马上急奔几步，扑进了阿姨的怀里，看来BB还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呢。

 

 

李零《赶紧读书——读〈张政烺文史论集〉》

 

九十二岁高龄的张先生还躺在医院里。他的文集终于出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仍有遗憾。下面是我的一点感想。
前不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座谈会，听很多前辈和师友发言，大家都说，张先生是个忠厚诚笃、襟怀坦荡、澹泊名利的人。这是普普通通的评价，也是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人，非常不易，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几年前，为调查八主祠，我到过张先生的老家，山东荣城。胶东半岛，这是最东端，海天空阔，令人难忘。登临天尽头，天风扑面，让我想起林则徐的绝妙联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是当得起这四句话的。
我佩服先生的学问，更佩服先生的为人。张先生不善言辞，常让我想起司马迁讲李将军的话，"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立身正，自然赢得大家爱戴。高明先生说，古文字学家喜欢互相贬低，包括很多前辈，你们不要学，要说人品高尚，还是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我很自豪——他的为人比学问更让我自豪。先生的文集，可以折射其为人，特点是博大精深，包容极广（不像很多精神残疾人，人既苛狭，文亦猥琐）。这么多内容，当然要从多角度阅读，我还读得不够。但我觉得，文集的最后两篇，《我在史语所的十年》和《我与古文字学》，是先生的自述，可当阅读全书的提纲。先生自己说，治古文字，他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商周数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其他方面，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自己没说，还有个方面，是他对竹简帛书的研究。70年代，先生在红楼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四本大书出版，与有力焉。虽然那是集体工作（不署个人名），先生不愿提起，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侧面，我们不能忽略。
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古文字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读先生的文集，有一点我想强调，他这一辈子，既做历史研究，也做古文献研究，还时刻注意考古学的最新发展，喜欢到处看文物，做调查研究，古文字研究是得益于熟读古书，历史研究是取证于考古发现，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其实是一门学问。学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着材料走，跟着学科走，上者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张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对他来说，古文字也好，古文献和考古也好，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历史研究。他是绍继罗王之学的传统，也是绍继史语所的传统。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但不仅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更主要还是历史学家。
我记得，刚上研究生，先生教我们读书，参考书是两本，吕思勉的《先秦史》和马骕《绎史》。吕思勉博通经史，马骕钞撮群书。我猜，他是希望我们在进入各种专题之前，先要对材料范围有个大致了解，登临绝顶，一览群山，或如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第一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本人是于书无所不窥，掌故烂熟于胸，我们做不到。先生脾气好，随和，美国汉学家呼为"大娃娃"。但对自己信从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绝不随波逐流，既不与人争辩，也不强加于人。比如，作为史学家，他的观点是魏晋封建论。当年，为这事，他丢过北大的教职。尚钺先生也是这种观点，同样受过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儿找先生，先生帮她联系出版尚先生的遗著，但对往事，他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我记得，1979至1980年前后，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打算编写为魏晋封建论翻案的论集，北京的学界中坚，很多都写了文章，俞先生请先生作序，被先生谢绝，只好作罢，各自发表各自的文章。后来，我问先生，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他已发誓不再提起。在《我与古文字》中，他只说"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同样，我们都知道，在甲骨卜辞的分期问题上，他也一再说，他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观点对错，可以不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特点，他是柔中有刚。
关于先生的贡献，我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史学观点，目的并不是说，魏晋封建论是史学界最正确的观点，先生的看法就一定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时刻思考的史学问题。比如，大家称道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以及他讨论卜辞所见农事制度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当然是用古文字说话，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其他文章，也多半如此。他很少为识字而识字。先生在《我与古文字》中讲得很清楚，不用我多说。我认为，要了解先生的想法，首先要从整体上去了解，从他的基本思路去了解。现在，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已经不太关心，很多人都以为是过时之论，迂阔之论。这类问题，是属于国情认识的问题，西方学者不关心。过去的讨论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这是题中之事。我们总要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里，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学界诸说，不管哪一种更为近真，或全部都错，但对理解那一时期的史学演进，包括他们的具体研究，却是必要的思想背景。更何况，魏晋封建论最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话，也最从同期比较讲话。对前辈之研究，我们应设身处地，从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想法去理解。
先生的贡献在哪里，这里不可能做全面论述。方方面面，要大家来讨论。我仅就古文字材料，侧重说一下他致力的第四个方面，讲一下我个人的肤浅理解。
张先生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周易》，从材料上讲，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也包括战国楚简、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还有敦煌卷子和传世文献，所有材料是围绕解决一个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即宋人早已接触，近人反复讨论，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我叫"奇字之谜"的问题。
我说张先生是跟着问题走，不是不要材料，而是问题带动材料。
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不久，有一次，历史所请唐兰先生演讲。我们都赶去听讲。唐先生滔滔不绝，讲了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这个问题。他老先生说，宋人的考释不对，郭沫若先生的族徽说也是猜测，这些"奇字"都是数字。他说，他写了文章，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字。但这些少数民族干吗要用数字作文字，有人写信问他，他也说不清。他开玩笑说，那不成了电报吗。
张先生的研究，是接续唐先生的研究。唐先生是张先生学古文字的老师。当年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整理的人都说，在唐先生面前，张先生总是毕恭毕敬。1978年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开第一届年会，徐锡台先生介绍周原甲骨，上面有这些奇字，大家好奇，希望张先生能解答。他的新解是被大家逼出来的。那天散会，回到房间，先生想了很久，第二天拿出答案。他说，这些"奇字"是用数字组成的卦画。先生的发言博得一片喝彩。后来，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全面搜集材料，系统讨论这个问题，在《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上发表文章，就是收入本书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篇文章是"当仁不让于师"，它不仅对唐兰先生的考证是一大突破，而且是一次彻底解决。虽然，先生也承认，他在讨论，有些地方仍不免是假说，后来的学者，在材料上有补充，细节上有修正（我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对此有所总结，可参看），但今天看来，他的基本结论还是经受了考验，至今颠扑不破。大家都同意，这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作，不容忽略的经典之作。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对先生的智慧非常佩服。比如美国的甲骨学家吉德炜教授，他在《我和张政烺先生的五次会面》一文中说，他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一直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及见张先生文，才惊奇地发现，张先生把它讲了个"水落石出"（见《揖芬集》，第25—26页）。当然，还应提到的是，本书收入的另外两篇文章，即《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它们也是讨论同样的主题，对《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是重要补充。
这里，说到张先生对《周易》的探索研究，我想做一点说明。张先生的三篇文章虽然是以商周时期的甲骨铜器为主，但他更关心的还是今本《周易》的起源。他对早期卦画的研究实与他对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研究有关，从年代顺序讲，甚至就是肇始于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的整理工作（参看收入本书的《帛书〈六十四卦〉跋》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我们要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认为，马王堆本、双古堆本，其阴阳爻作一、八，这种卦画是从十位数字卦派生，为今本阴阳爻的前身。这一看法和金景芳、李学勤两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两种看法，谁对谁错，可以争论下去，但关键要看证据。截至目前，最新出土的材料，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它们都证实，张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相反的证据，至今没有发现。
最后，和《周易》的研究有关，我还想起一件事，不能不说。张先生住院前，身体和头脑还可以，有一次，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三件事想做，但一直没完成，一件是编《中国历史图谱》，一件是西周铜器和西周历法的研究，一件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这三件事，第一件，历史所已重新启动，但先生已无法指导；第二件，将是永久遗憾，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到先生留下的东西；第三件，张先生希望能参考后来的考古发现（如上博楚简《周易》），把它整理出来，和他的其他论易之作，合为一编。这最后一方面，还可以弥补，他箧中仍有存稿，今后可以整理发表。
张先生一辈子都在读书。一直到很晚，他仍坚持外出买书，小书包总是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但有一天，他终于感到老了，感到精力不行了。他叹气说，现在看电视，画面动得太快，眼睛老是跟不上；过去的人，生活条件太差，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的人，怎么活得这么长；我读北大时，教授都很年轻，和现在不一样；裘锡圭先生出名，怎么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多少年就过去了......我知道，先生是在叹人生苦短。
上次座谈，很多人都说，先生腹笥深厚，肚子里的学问，还有很多没有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他把时间都花在帮助别人了。对张先生的无私助人，大家都很感激，但对他本人，说心里话，我认为，是极大困扰。在《我与古文字学》中，他说，"光阴飞逝，我从事历史与古文字学研究已六十余年。期间历经社会变革与动乱，这种时候不可能沉下心来治学。此外，多年来我还被许多事物缠身，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是当评委，一年总有数十份申请职称的材料堆在案头，每份材料不管多少万字，都要认真阅读，写出意见，推荐优秀人材。这项工作每年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另外，每年，他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用于解答求教者的问题，包括替他们查找材料。
就我所知，先生虽慎言，惜墨如金，但他绝不是提倡少写或不写，比如对学生，他就鼓励他们早发文章早出书，为之积极举荐，联系发表（我就受过张先生的推荐），甚至为学生手懒而着急，说"年纪不小，东西怎么这么少"。上次座谈，任继愈先生说，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但他留下的东西，跟他的学问相比，数量太少，这点你们不要学（大义）。我很赞同他的说法，而且认为，这是深知先生隐痛的肺腑之言。研究学术史的应该思考，1949年以后，为什么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不出东西？原因到底在哪里？文革前，当官、运动和审稿，是三个主要原因，张先生占了两个。文革后是什么？代替政治运动，现在是课题热，有大笔大笔的钱烧着，劲头更大，虚张声势、名目繁多的各级评审（评级、评奖、评项目、评基地），仍在无端消耗着学者的生命，评者和被评者都在劫难逃。我也无法幸免。
我曾多次和朋友说起，张先生学问大，但不会主动跟学生讲什么，我跟先生太晚，问教不勤，学得太少，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先生送我一句话，让我终身不忘。他说，我劝你们年轻人，趁还没有出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
零虽不敏，请事斯语。

　　　　　　　　2004年8月3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刊《书品》2005年1期
 

 

李 零：我读《观堂集林》
时间:2005年12月28日 作者：李零（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世纪中国

 

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向右看齐，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

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并无关系。

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就在万寿山下，牌楼西边不远），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也许在呛水之前，先就已经摔死了），可惜了。

从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让我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他离我们并不远。

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汉奸”帽子给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那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覆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填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出的事。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我的理解是这样。

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公认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成对出现的双星。罗比王年长，是研究上世纪前半叶“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的先驱。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诱掖奖进，作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是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

研究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甲午、辛亥分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国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岁），他博览群书：好《史》、《汉》、《三国志》，厌《十三经注疏》，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岁），他弃贴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岁），他才“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观堂集林》序），通过与罗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这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后两个阶段，皆与罗分不开：不但学术上分不开，政治上也分不开。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条，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自甘堕落”（比如泡戏院子玩女人，作词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来都是属于“外史”。如果没有这两次沧桑之变，他是当不上那个“王徵君”的。

在王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的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据说，为了表决心，还把旧作拿出来烧掉），改治国学，折衷感情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后来的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应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才干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釋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王国维是文艺批评家，也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他是历史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说“要充分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释文字虽有“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实的推测”，釋对的文字，数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却多是关键字，“要比孙（诒让）、罗（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辞综述》61页）。

现在我们的古文字研究，在细节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处，但王氏的历史眼光却是学界所贫乏。针对于此，我想陈先生的话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清明节。

    我去了张先生的墓园。

    浦东张江镇三灶路边的一处老宅子，有两个大的庭院，穿斗式的结构，歇山顶的式样，青瓦屋顶，地面和墙壁一样的铺着青色小砖，其中的房间号称有三十三间，正厅里挂着一块大大的“恒心堂”牌匾。这处名叫“中心村养心宅61号”的院落，现在是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称之为“艾家老宅”，看门牌号，也曾叫过“艾家圈3号”。

    这就是张先生童年生活的地方。

    屋子的后面长着好大的一片竹林，林边还有一些用栏干围起来的古树。在竹林和屋子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一丛丛万年青，每一丛万年青下，都有一位长者长眠。张先生的母亲、好几位舅舅、舅母都安葬在这里。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张先生的骨灰也埋在了这里，就在先生母亲的边上。这是先生多年前的遗愿，他说活着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伴着母亲，去世后就陪在母亲身边吧。

    能够陪在母亲身边，真好。

 

 

[ZT]海峡两岸的唐史研究——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所专题演讲

1.主讲人：王吉林教授
2.主题：海峡两岸的唐史研究
3.时间：2005年9月28日教师节
4.地点：云起楼406会议厅
5.主持人：李纪祥老师
6.誊稿人：妙严
7.演讲内容：

李纪祥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办一场演讲传达教师节的意义。我们请到的王吉林教授，王老师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所以今天的这场演讲对我而言有特别的意义，此刻在我脑海中还存着王老师大学时候的教导。王吉林教授现在是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所所长，曾经也担任过史学系的系主任以及文化大学的教务长，他在海峡两岸是唐史的权威，今天讲的题目是海峡两岸的唐史研究，我们鼓掌欢迎！」

王吉林老师：「非常谢谢李纪祥教授对我的介绍。我从毕业以后，除了短暂的两年在中学教书以外，我就在研究所念书，以后就到大学教书。我是山东人，所以在个性上有北方人的优点，也有一些缺点，但是『直爽』两个字对我来说是不会改变的。记得我去武汉大学时，曾临时被拉去作报告，报告『台湾的唐史研究』；现在回来了，是向各位同学报告「海峡两岸的唐史研究」。」
    「把一个中国，分成两个不同体制下的地区，是从民国38年开始的。民国38年以前，大陆上一些重要的学者，有的来台湾，还有一些是留在大陆上。来到台湾的少数在大学教书，也勤为研究唐史，许多成为中国史的第一代教授。各位可以想见，当时国立台湾大学或师范学院，在教育方面，没有像38年以后对于学术、历史、文化那么重视；相对的，在大陆先是搞什么大跃进，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个时期的人来讲，所受的教育都不是很完整，那时完全是政治挂帅，认为你的成份好就让你继续做研究，若你成份不好就不让你作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像黄永年在唐史方面有一大堆的书在台湾出版，但他有20年的时间，因为他大陆政治和学制上的问题不能作研究，而去管理图书馆。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讲，在图书馆工作同时还会利用时间念书，他不会只搬书不念书。」
    「在民国50年以前，台湾的博士班通过即可成为国家博士；在大陆早期还没有这种研究制度，因为我刚讲过的，大陆的早期的教育是成份不好的不能接受教育，成份好的才能接受教育。而且是一种完全计划性的教育，就是所有入学的学生都不用缴学费，由国家负责；连以后的工作也不用找，由国家来分配，分配什么工作就在什么单位。各位要想到，真正在历史学界某些重要的大师，在大学里是经过几番运动后，还留在大学中继续教书的。这些大师教的学生，因为工作的关系继续跟着老师作研究，我刚刚有向大家报告过的，毕业以后是分发工作，若分发的单位是学术性的，就可能继续学术工作。」
    「再向各位报告几个重点性大学，完全是在这些大师的领导之下作研究—武汉大学。早期在唐长孺教授是魏晋南北朝大师的影响之下，让武汉大学成为一个研究魏晋至隋唐的重点性大学，更重要的是说，他们的国务院给唐长孺一个任务，让他去搞敦煌资料，他就把他的学生一起带去搞敦煌资料，所以武汉大学也是一个研究敦煌的重点性大学。另外一个武汉的大当家是朱雷，他是大陆唐史学会会长，现在卸任了。武汉大学还有成立一个学院叫作『三至九世纪中国历史学院』，从这个名字就想到是一个魏晋隋唐史的学院，也可以想见里面的教授几乎都是魏晋隋唐的专家，不是唐长孺的学生，就是再传弟子。在大陆上的这类学校不少…」
    「最接近台湾的厦门大学。其祖师爷教授是韩国磐，他是研究中古经济史著名的学者，我在早期复印了他的一本书叫『北朝经济史探』，对中国中古经济来说它有领导启蒙之功。那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先生是他的嫡传大弟子，我曾经请郑先生来到文化大学讲学，有很多同学去上课，跟他研究唐代经济，他对五代十国和江南经济非常之有研究。他曾说过，厦门大学研究隋唐史的教授多是韩国磐的学生，将近有二十位左右。在台湾，一个学校有一位隋唐史专任教授就以经不错了。」
    「真正我认为现代研究隋唐史的大学，比较重要的还是在北京大学。北大研究唐史的代表性人物是荣新江教授，他曾得到一部份基金的支持出版唐研究，所收的文章是两岸三地学者所发表。除此之外我很佩服北大的张广达教授，他在边疆史的研究对于西藏也好，对于中亚也好，都是真正深入研究。」
    「在西北地区研究历史地理影响最大的是史念海教授，和另一位大陆的谭其骧教授可说各有千秋，他们都带领了很多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在早期对边疆史很有兴趣是看马长寿的文章之后。我个人对吐藩、氐、羌、匈奴、鲜卑…。我在西安碰到过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很多，几乎全是马长寿先生的学生。各位可以了解一个状况，大陆的学者真正可以讲『师徒制』。」
    「讲到大陆的唐史研究没有办法不提到一位后起之秀─张国刚，他写唐代的藩镇到写唐代社会佛教，张国刚教授也来台湾很多次，我们研究唐史的同仁们也和他吃过饭。」
    「在云南大学比较偏重研究民族史和世界史，林超民教授当过云大的副校长和他们的历史系主任，他翻译了我教过的学生的『唐代西南边疆入口防』（？）那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在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来到台湾，我每个礼拜六都在傅斯年图书馆教他如何念中文史料，他的中国话讲的不错，但是看中文史料要解释。他以后到日本去作研究，回美国写成这本博士论文，剑桥替他出版让他有机会进入耶鲁大学。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学者，因为我帮他很大的忙，他还把这本书的英文稿寄给我，我算过里面直接引我的意见有153个。我到云大开会的时候被他们尊崇，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他们在林超民教授作学生的时候一定要念的，他们都是研究边疆史的向达的学生。」
    「研究西南民族的都是向达的学生；研究西北民族的是马长寿的学生；研究历史地理在复旦大学，不只是谭其骧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所以能出版八卷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再跟各位讲一下，大陆的历史研究往往是地域性的，像东北地区很重视研究辽金史，因为方便，辽和金都在东北地区；在西安和洛阳的话，特别是西安尤其重视研究汉唐历史；再向西北兰州地区进入新疆，重视研究西北历史，特别是边疆民族的历史。」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转变，高等教育慢慢的已经不是说由国家来养，要缴学费，而且大陆的学费涨的很快，也很高。毕业以后不再分发工作，要自己去找工作，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就是靠团体打败别人也好，或是靠个人才干崭露头角也好…大陆的研究生通过基本门槛的考试以后，还要看有没有教授要收你，就算你考试考的很好，那位教授不收你，你还是无法录取；若那位教授愿意收你，你就可以成为他的研究生、拿学位。这一点可以讲到大陆师徒制的关系，不是说考取佛光大学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研究所的学生后，好好念就一定可以拿到学位。佛光大学如果规定是说我的门槛另外要考多少分，你要考多少分，这个同时要考多少分，可是佛光大学教授没有一个要收你作学生，你的研究计划和他们不合，或者是说教授今天不想收研究生，你还是要被摒斥在门外。那么各位就可以想到更重要的问题，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可以念学位的话是因为我收你，我不收你，你就进不了这个学校。我想关于大陆的学制，在大陆念学位的话，在座的宋光宇教授和卓克华教授都比我还了解，若有讲的不好希望不吝指正。」
    「在大陆上影响比较大的是研究魏晋隋唐的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的研究提出一些非常政治化的名词，是以前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到的。什么叫做政治集团，他先提出『关陇集团』，提出『统治阶层』，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它没有特别解释，这样就留下一些空间给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替他解释也好，替他争论也好。大陆上讨论这些问题，支持陈寅恪的和反对的都不少，但是想到陈寅恪本人有几大弟子，大弟子是北大的周一良，我到北京的时候曾口头请周教授到台北来讲学，他不来。我要请一位大陆学者到台北来讲学我不敢开口，开口的话他一定马上要来，可是周一良他不来。我当时不太了解状况，事后可以想到周一良的身份大概不能轻易出国的，他的条件非常之好，他对于魏晋、佛教的研究都值得再三去念，日本很多著作翻译成中文，最后审定人都挂周一良的大名。他是世界有名的历史学教授，替周恩来作日文翻译。在改革开放以后，周一良自己写了一本自传小说，可以看见他的家庭背景，出身在青岛的江南人，定居在天津，有人称赞他家是天津首富，从小念日文，然后再念德文，拿到美国的大学博士，回北大当教授。」
    「我比较喜欢看北大的另一位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去年我特别去拜访他，他出了一本书叫『拓拔史探』，我看到一个注解是引用我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另一位教授复印寄给他的，我自己有点沾沾自喜。另外我的学生中有人研究北朝历史，拜托我把研究计划给他看一看，去年我就到北京特别去看田教授。那天刚好他们宿舍停电，没有空调，我们就拿一把扇子一边搧一边聊天，还照相纪念。田教授除了『拓拔史探』以外，对北府兵研究非常之好，如果各位同学对魏晋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上午有个同学打电话问我，他说是考我的唐史专题，为什么叫他念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我说谷川道雄原先研究隋唐史，后来他对隋唐帝国的来源搞不清楚，就要追这个源，所以他从波斯帝国、北朝、东西魏、北齐北周，写成了『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尤其『府兵制』关系这个部分，这个对研究隋唐史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赖瑞和教授我们应该讲他一下，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跑到美国休斯顿大学去念唐史博士，之后专任研究，因为他的文章白话文写的很好，也喜欢在大陆坐火车到处旅行。最近他的一本书是『唐代的基层文官』，他上学期在国家图书馆演讲，国家图书馆请我作主持人，我说赖教授的研究和我的研究刚好相反，他主要研究基层文官，我主要研究宰相，是高层文官。我暑假在念王维诗，念过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唐朝的诗人往往交接到的地方县尉级的基层文官，会在诗中提到是用少府，如果对基层文官不了解，会以为少府是高官，九品芝麻官在唐朝考中进士，刚开始作官是从九品县尉开始。有些人不是进士出生的也作九品县尉。我觉得赖教授的基层文官我们可以看一看，看看唐朝最重要的进士和明经，进士嘲笑明经，但明经作官的不少于进士，作什么官能升迁的比较快速。看过赖瑞和的文章可以知道作基层的县尉，在长安作校书郎，校书郎是一个小官，但表示有学问，如果考上进士，唐朝人喜欢在长安作校书郎之类的官，最好是作皇帝身边的，升迁机会比较多。以上是关于赖教授的书的介绍。」

    「关于台湾的唐史研究，给同学报告一下，民国38年来到台湾，真正在大陆已经是唐史教授的是蓝文征先生，他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可是来到台湾没有在大学教书，去当监察委员，只在师范学院教过短期，后来等到东海大学设立，蓝先生就到东海大学教他的隋唐五代史。在台湾的大学教隋唐五代史较早的是李树桐教授，于民国42年在大陆杂志发表『李唐太原起义考实』文章，他有在南京作讲师的经历，后来进台湾师范学院教书。另外一位台大的傅乐成教授，他和李树桐教授同时在台大当助教，学生叫李树桐是黑先生，叫傅乐成是白先生。当时在台大教魏晋南北朝的是劳幹先生，他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教书去了，南加州想他作汉简研究写一本书，后来他没写。傅乐成先生最早写的论文是西汉初年的几个政治集团，他的伯父傅斯年先生是当时的台大校长，认为他写的这篇还不错。之后他到耶鲁去进修过，回来以后就从助教作到副教授，主要教秦汉史和隋唐史，后来得到汉唐帝国的称号，他培养了不少像高明士、宋德熹等学生。台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秦汉和隋唐的研究生大多是傅乐成先生的学生」
    「师大设立历史研究所比较晚，大多是李树桐先生的学生，包括丘添生教授、任育才教授，阳明山是我本人，还有雷家骥教授。其中丘添生教授是念日文的，考取日本的奖学金到日本京都大学念硕士，以后也进到京都大学博士班念，回来后在师大教书。而任育才是硕士，雷家骥是师大的博士。高明士是傅乐成先生的嫡传大弟子，到日本东大去跟池田温念唐史，是东大博士。台湾第一代的唐史教授是蓝文征先生、傅乐成先生和李树桐老师，这几位都已经作古了；我本人和高明士先生这一批都算是第二代；那在这里兼课的王怡辰同学，在淡江的何永成，以及在文化教唐史的桂齐逊，还有其他以唐史拿到学位在其他大学教书的都是第三代。在这之中大概我的学生最多，可以说在海峡两岸我是半天下。有些国立大学的招生很严，宁缺勿滥；我则是说学位是给大家一个机会，你进来后是你的事情，毕业是我们的要求。今年文化大学有三个同学没办法毕业。如果一个学校有三个博士班的没办法毕业，算比例很高的。其中有一位是宋光宇教授的学生，宋光宇教授认为他的论文实在写得不好，只好不给他毕业，可是他很有骨气，今年又考进来了。」

    「再跟大家讲唐史有多少问题值得研究。研究唐史的前辈学者的一个死角是在我们和吐藩——现在的西藏——关系怎么样？传统来说我们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让西藏受汉文化的影响，文成公主把佛教也带进去了，所以西藏佛教如何如何…这完全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说法。我讲一个例子，文成公主嫁到吐国去和松赞干布同居只有一年，我们在贞观十五年把文成公主嫁过去，在贞观二十三年松赞干布死掉，那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把公主嫁过去守寡，唐太宗知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松赞干布是哪一年死掉的？是贞观二十三年和唐太宗同一年死掉的。但是所有的汉文资料，都讲他是唐高宗的永徽元年死掉的，他死掉的时候还给唐朝上一个表，说如果有谁反叛怎么样的话，他愿意出兵处理。为什么我们对西藏的历史，尤其是唐朝对西藏之间的历史不了解？因为会藏文的人很少，会藏文的都研究佛经去了，不去研究历史。大陆有个学者叫王尧，他把敦煌本吐国历史文书翻译成中文，虽然有些错误，但这个是很重要的文书，把吐国早期的历史，还有他和唐朝的那些关系，有简单的叙述让研究唐朝的历史的人，可以知道有哪些盲点。」
    「另外，唐朝和西域国家的关系怎么样？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和吐藩就在争西亚的霸权，唐朝拉拢波斯；吐国拉陇大食阿拉伯人，大食把波斯灭掉了，唐玄宗无法让波斯复国，而派高仙芝去打大食，被打的落花流水。唐朝不是安史之乱之后才开使衰落是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天宝十载，就已经衰相毕露——在云南被南诏打败；在怛罗斯被大食打败。我们有很多文化因此流传到欧洲去。而丝绸之路到底有什么用处？其实唐朝和吐国打得死去活来，就是要争夺丝绸之路。我们在资料上很难看出这条路有什么经济利益和国际性。就着历史来讲，吐国是我国的藩属，西藏元朝以前没有成为中国。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居然攻下长安，做了几天的皇帝，唐朝武将郭子仪号召一批少年，把吐藩赶出去。以唐代和吐藩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我们只看汉文史料会不够清楚，一定要看吐藩的史料，甚至大食的史料。」
    「我个人对唐代边疆非常有兴趣，我提出一个说法，我认为唐太宗对内很成功，对外应兵限入困境，一个国家两面多战是很危险的，但是唐太宗很聪明，他不承认失败，一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把高丽和百济灭了。关于这段唐朝争高丽的历史，让新罗统一了整个高丽，让高丽的后裔跑到东北渤海去建立渤海国。」
    「所以我们读历史不但要从上往下看，也要横着看，就其中一个要点作研究。」
    「政治大学也有一个我的学生叫廖幼华，她专门研究历史地理。」
    「各位同学们要想想在这个社会，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以后能作什么，若不能成为廖幼华，就专心作研究，至少要有一份职业，这份职业最好是教书，有人给你薪水还要你念书。有一天我对一个毕业同学说，如果你没办法教的很好的话，找两本经典性的教科书好好的念，念完了上课，每年换两本每年换两本，教了三五年后，这门学科你就能掌握的非常好。」
    「我就讲到这，剩下的一点时间，愿意给各位同学提问，谢谢各位！」

宋光宇老师：「王院长讲的西藏，在佛光宗教所所长刘国威教授的研究就是西藏文化，他藏文、梵文都很好，而我们生命所也有个同学可以作达赖的翻译，藏文更好，如果想学的话，可以到宗教所去学，或到生命所。我去西藏的时候真得有看到文成公主，她被关在一个很小的房子，说这是文成公主修行的一个道场，原来文成公主根本不是在布达拉宫里面，是在外面一个小房子里，到底怎么回事？听院长讲后原来其中有文章，希望大家把文成公主的生活好好研究。」

王吉林老师：「松赞干布有五个太太，其中三个是西藏人，一个是尼泊尔公主，一个是文成公主，这样大家就可以想到文成公主嫁到那里去后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还研究一些别的问题，关于唐代初年和西藏的关系，还有西藏的大宰相和他的家族，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家在这里念书不受外界影响，要趁年轻好好学藏文，这对于研究非常之重要。我最近想研究西藏的密宗，西藏的密宗传到中国来比传到西藏还早的，再由中国传到日本去，在中国的话不知为什么而断绝了，我合理的推断大概是宋朝的理学家太厉害，还有我们中国农业社会比较节俭的原因。研究唐朝历史，佛教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长安的青龙寺在唐朝是密宗的大本坛，唐朝的密宗大师金刚智，金刚智传不空，不空再传空海，居然有人认为空海是不空的转世，也可以研究。如果纯粹作学术研究的话，我会写唐代的青龙寺，有哪些大和尚，有哪些大护持者，有哪些和清隆寺有关的事。以前李树桐先生讲过，佛学太深奥，他五十岁以后再来研究，到了五十岁，国科会的论文每天赶得他睡不着觉，他也来不及研究佛学。所以这边很好就是说，这边还有宗教所，还有生命所，研究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路线。」

庄宇清学长：「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也为在场的大一大二学弟妹问一个问题。请教王老师在后面提到的唐太宗争高丽，后面还有一个渤海国的问题，在这边不是很了解，关于渤海国的研究非常的少，不知道是史料的问题还是什么因素，那勃海国历史是不是还有其它研究开发的空间？另外王老师刚刚讲过这么多二十世纪研究唐史的重要学者，那能不能很简要的为我们大一大二的学弟妹们，提一下二十世纪有哪些最重要的书要参看？还有哪些是最基本的史料？谢谢老师。」

王吉林老师：「渤海国的建立是唐高宗在总章元年把百济灭了，新罗统一了半岛以后，高丽和百济不愿意臣服新罗，就逃到中国东北去建立了渤海国，以后和中唐的关系密切。渤海国的君主姓大。就这部分历史，国外国内大陆考古都有研究，重要的是东北的大学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多一些。那么刚刚提到的重要的二十世纪人物，对各位大学部同学来讲，预期念大师的著作不如找老师带着念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从最基本的功夫下手。陈寅恪的文章是影响到二十世纪也影响到下个世纪，一个暑假就可以把他念完，他的比较难念，但是最基本的两唐书，不是一个暑假就能念完，以各位的中文程度，最好是找一个老师带你们念，规定一个礼拜念多少，念到有问题的话在下个礼拜提出来。我觉得对各位来讲，念论文不是问题，因为论文产量很大，你永远赶不上，不如从基本的史料史籍下手。我主张念资治通鉴，因为它是编年体的；而两唐书也可以念，它是纪传体的，没有通鉴那么的进行式。我们先把功夫练好，而不是先学些招式，招数很好学，但功夫很难练，你看武侠小说就知道，我练五年的比你练三年的还好。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真正重要的能让你有成就的是你的基本功，包括你的语言能力，日文或藏文；还有一点是念基本史料要能看出问题来，不然念人家的论文只会被别人牵着走。另外有几部书也可以看一看，看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提要是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的学问就是看四库全书提要出来的。」

妙严：「请问一下关于唐代佛教，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吉林老师：「我觉的研究唐代佛教的话，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研究，一个是完全站在研究佛学方面来讲，重要的是说，玄奘法师的『唯识宗』为什么到最后发生问题传不下去了？这是第一个题，第二个问题是当时一般社会对佛教的信仰是怎样的？还有唐朝的『禅宗』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可以考虑一下宗派和地域性有没有关系，长安当然一个各种宗派都存在的；四川是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可以研究四川的佛教，他们的宗派，他们的判教，他们思想上的问题。研究社会史可以注意寺庙在社会上的作用；研究经济史的人会想到寺庙和赋税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说写一个全面的佛教史，历史应该从不同面去研究。我们开始写文章的时候要写深入而别人没有研究到的，像汤用彤写了佛教史，我们写了佛教通史之类的东西，可是不讨好。研究唐代佛教的某个问题，你可能成名比较快一点。在今天这个社会不成为一个专家，等于没有招牌，想在学术界立足的话，除了学位以外，还要有招牌。」

曾怡菁：「我是研一的学生，我们有上王怡辰老师的课，他有介绍各个大专院校唐史老师普遍不足，有些大专院校没有办法开唐史的课，对于未来研究人才的培养有困难，那和中国大陆方面比较，会不会落差越来越大？」

王吉林老师：「你要想想王怡辰老师的话，但他不能这样明讲，所以你们很幸运，可以让它好好的教你们。你要听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我想他的意思是，今天在台湾很多大学的唐史教授程度并不好。我们应该要求『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是说『大江东去浪滔尽』，若你觉得别人的研究不好，就花几年时间超越。你念过前辈的作品以后，会发现大多数的论文都有盲点，你就考虑在某些地方超越他们，这样我们的学术才会进步。常常当年你的很不错写论文，若干年以后会觉的那简直不能看，因为学术不断进步，当时你受限于材料和环境，等到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应该有更好的成绩出现。各位要想成绩好，要想超越，基本功非常非常重要，没有基本功的就只能看着别人的文章，没办法超越。现在的大陆很可怕，如他把很多藏文的东西翻译成中文，不敢讲好不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大陆现在博硕士论文非常的多，但是不是真正好大有问题。但大陆大师级的文章可以看一看。」

李纪祥老师：「王吉林老师很宛转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现在的老师教的不好必然有其根本的原因，再回到此时此刻，因此同学必须要用功，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辜负老师的期勉。今天短短一个多小时，王老师从海峡两岸的名师一路讲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哪一本书哪一个作者，立刻就会脉络分明，而他教出来的学生的家法是怎样，他的方向和特色是怎样，王老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回过头来看，还是基本功很重要，在海峡两岸唐史研究的动向，去发现有哪些问题是前辈没有研究，哪些是可以后来居上，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现在扎根的成长，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我们谢谢王老师。」
 

 

 

 

    BB今天过周岁。

    现在她咿呀学语，

    现在她蹒跚学步，

    现在她经常发嗲，

    现在她有时落寞……

    现在她周岁了！

    还好，

    今天我有时间陪她。

 

 

Google Scholar是Google于2004年底推出的专门面向学术资源的免费搜索工具，能够帮助用户查找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预印本、文摘和技术报告在内的学术文献，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

（一）Google Scholar的资料来源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资料来源：

1、网络免费的学术资源：随着开放获取运动（Open Access）的开展，有许多机构网站，特别是大学网站汇聚了大量本机构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包括已经发表的论文，论文的预印本、工作报告、会议论文、调研报告等等，并向所有人提供免费公开获取。同时，有许多个人网站也是学者个人成果的发布网站，有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文献。这些资源有很多在普通Google搜索中可以搜索到的，现在Google将这部分资源集中到Google Scholar中，以提供更加专指的搜索结果。

2、开放获取的期刊网站：许多传统的期刊出版商也加入到开放获取期刊行列，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全球科研人员在线免费搜索访问2002年以来牛津大学作者出版的学术论文。斯坦福大学的High wire出版社将其出版的期刊提供全文免费网络服务，截止到2004年5月2日已开放全部1741023篇论文的716615篇，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免费全文学术论文数据库。这些开放获取的期刊网站的内容已基本为Google Scholar所包括，可以通过Google Scholar检索并提供全文的链接。如：Google Scholar已包括High Wire的94%。

3、付费电子资源提供商：有许多电子资源提供商也与Google合作，将其电子数据库的索引或文摘提供给Google Scholar，据研究表明：Google已覆盖了JSORE的30％；SpringerLink的68%，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的94%，Sociological Abstracts的44%等。当然，这个来源的大多数只能查到这些期刊数据库的文章题录信息，偶尔这些数据库有免费原文提供。中文的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也与Google合作，提供了中文期刊文章的题录信息。

4、图书馆链接：Google向图书馆发出免费链接邀请，可以提供面向这些图书馆资源的链接和查询。目前，国外已有多家图书馆与Google合作，如斯坦福大学等，这样在校外的用户能够通过Google Scholar进行检索，如果是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订购的资源则可以通过身份认证后直接获得原文。国内也有一些图书馆与Google合作，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此外，国外最大的图情机构OCLC将来自世界各国图书馆的图书联合目录交给Google，也就是说从Google Scholar可以查到这些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信息，对于国外的用户有更实际的作用，即可以通过“Find a library”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图书馆，以获得图书。

 基于以上这几部分来源，我们不难发现，Google Scholar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资源发现工具，它相当于同时对多个数据库资源进行检索。但可能让人比较遗憾的是，还是无法获取全文。不过，我们从上面的诸多来源已经看到，网上已经有许多来源提供了对原文的获取，下面将重点讲一下利用Google Scholar获取原文的技巧。

（二）利用Google Scholar获取全文的方法和技巧

 

方法一：利用“每组个”――沙里淘金

 

利用Google Scholar检索后，返回的每个结果后面几乎都有“每组……个”，或“Group of ”，这表明该文章可能存在于多个来源中，点击可以获得该文章的多个来源。

    案例：检索词：research behavior

 

点击进入后，有13个来源，去重后有7个来源

doi.wiley.com

cat.inist.fr

portal.acm.org

muse.jhu.edu

eric.ed.gov

citeseer.ist.psu.edu

people.cornell.edu －dspace.library.cornell.edu

其中，前5个为无法获取全文，而后两个可以获取全文。

分析技巧：

可获取全文的为大多为开放获取网站和大学机构仓储以及个人网站，一般为非授权，即免费公开，网址都带有.edu标记等。如：上例中的后两个能获得全文的网址，其中一个就是Cornell大学的机构仓储网站。

不可获取全文的是数据提供商网站、受限的机构仓储网站，一般需要授权或付费，如上例中的前5个网址。不过这些网站偶尔也有免费论文，可放在最后进入，试试运气。

  掌握这个特点，再看来源时首先选择可能是机构网站的网址进行尝试。

方法二：网页快照――得来全不费功夫

       Google的网页快照功能，是Google在爬行中针对PDF等文件的自动扫描、保存。这是获取全文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有许多全文在网上公开的时间有限，可能以前能看到，现在没有了。如果Google进行了网页快照，则即使原来的获取地址不存在，也仍然能看到全文。网页快照的标记是：题录信息下方的“网页快照”或“HTML版”按钮。

       案例：《An investigation of user attitudes toward search engines as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tool》

 

方法三：网页搜索――曲线救国

       如果前两种方式都不成功，还可以尝试一下“网页搜索”功能。这个功能是返回通用Google搜索帮助查找。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还不如直接去通用搜索中查，所不同的是，从Google Scholar返回Google查询，所得到的检索结果比直接在Google中查询的专指度高，主要为与在Google Scholar中想要的文章相关的一些Pdf格式的文件，即使找不到原先想到的文章，也可以意外发现很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资源。

案例：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Integrating diverse approaches and information use

 

 

点击进入后，三个来源为：

doi.wiley.com

cat.inist.fr

portal.acm.org

但均没有提供全文，点击第一条记录的“网页搜索”。

 

 

 

页面转到Google普通检索，在第三条记录，可见该文信息。

 

 

 

  进入后，发现这是Spink, A的个人网站，有很多作者的文章可下载，包括最近的文章，其中就有该篇文章。

 

总结

目前，Google Scholar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资源发现工具，而不是全文获取的工具。但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随着互联网从向个人信息发布平台的转移，更多高质量的学术信息资源将会越来越多，Google Scholar将为我们的学术和研究的资料收集带来极大的便利。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006-03-02）